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先后发表了《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辩证全面地看 科学求实地办》、《创发展新局面、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推进理论大众化中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等系列文章，在全国党员干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对刘云山同志的系列讲话，应该如何系统而准确地把握其核心精神？就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
张希贤认为，刘云山同志这四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第二个主题是要建设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在现实国情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第三个主题是怎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张希贤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今天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刘云山讲话着重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就是怎样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教育、理论引导、理论武装的问题，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
二是如何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这个前提后，就是我们的人民怎么去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了。当前，我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没有反映出成功实践的先进文化。我们文化发展的实践很好，但是文化建设没有跟上，没有生动地、创造性地反映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气势恢弘、波澜壮阔而且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
三是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推动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伟大实践经验给予提炼、结晶、升华，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化作品。
四是如何鼓励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我们除了要有一个专业的文化创作队伍，还要鼓励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文化生产力，让老百姓创造出自己的伟大文化作品。要从老百姓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入手，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
围绕刘云山系列讲话的三个主题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问题，张希贤对改革开放新的30年的新历史使命进行了详尽论述。
改革开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觉醒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历史使命
张希贤说，纵观世界文化历史潮流，在18、19世纪，世界的文化潮流起源于西欧，以英法德为代表，而到20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转向了美国，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和英法德做基本支撑点，对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年我们学习西方，就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底子太薄，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数十倍，这才引发了中国人民奋起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热潮。所以说，文化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脚步，谁是世界经济前三名，世界文化就跟着谁走，世界各国的文化就跟谁学。当年，我们是世界经济第39位，所以，我们就向当时的美国、日本、德国学习。30年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学习西方，没有调过头来。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30年，没有发生新的文化觉醒，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湎在学习西方的状态之中。
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张希贤表示，学习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学习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的那些经典的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也是学习18、19世纪英法德的东西，包括经典音乐、经典文学作品。20世纪我们学美国，主要也是学的美国文化。因为经济本身是火车头，是没法学的，必须通过文化来引导，经济模式本身是一种经济文化问题。如果文化跟不上，那是暴发户，是没有文化的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刚达到世界第二位，这台机器刚开动起来，刚走过粗放型发展，正从粗放型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在我们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文化如何提升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相当繁重。
"改革开放新的30年，需进一步实现文化自觉、文化新觉醒，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张希贤说。
在17-19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在欧洲，20世纪在美洲，21世纪要转向亚洲。这个世界文化中心，中国是主力，但不是全部，还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能有永远挺立在世界发展潮头的国家，一个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年的周期。中国若要抓住这次世界发展的大机遇，就需有文化发展的新觉醒。所以，刘云山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觉悟，就是怎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张希贤表示，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中央提出文化自觉，这里其实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新觉醒问题，告诉我们要改变改革开放过去3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基本模式的认识，要改变我们党的领导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改革开放过去30年的基本模式和思路，是基于对西方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各方面全面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团队，从大学乃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界，言必西方模式，学必西方道路，而对我们身边老百姓的创造有些忽略。
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开始之际，过去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在新的改革开放实践发生了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模式已经走向了衰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新模式正在崛起。对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价值，我们的知识分子恰恰还没有创造出文化作品来。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文化的本源基于群众的创造
要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新觉醒，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指出，13亿老百姓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整个国家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3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色彩斑斓，其实都是老百姓的创造。改革开放过去30年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跌宕起伏的心理感受，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奋斗历程，我们反映出来没有？我们是不是紧紧地依靠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奋斗写出来了？真正的文化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文化作品。当年俄罗斯的大小托尔斯泰，就是描绘俄罗斯的实际社会变迁；美国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也是描绘美国的社会变迁；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卢梭，英国的雪莱、拜伦，都是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文化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否则就创造不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作品，这是文化的本源。所以，必须到基层去，深入群众，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文化精品"，张希贤说。
张希贤举例说，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陕北作家柳清写过一部创业史诗，这是他在延安整风之后到陕北当了三年乡文书才写出的，所以写得才特别真实。正是那代作家在延安以后走向了基层，写的是老百姓的真实奋斗，把那个时代写的很好，才有了我们建国后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改革开放的30年，老百姓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刻的总结。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里，更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以中国人的奋斗为创作本源，依靠中国人的实践，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作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精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大众文化，是毛泽东那个时代讲的工农兵的文化，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民群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颠覆"，张希贤说。
我们要传承五千年的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老百姓只能创造出原生态的文化。正因如此，毛泽东就曾指出，在中国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阶级没有文化。举一个例子，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整个中国才培养了20万8千名大学生，这还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大发展的时期。37年才这么多大学毕业生，这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没有文化的。过去《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传奇演义，还有《牡丹亭》、《红楼梦》，都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
相反，我们共产党创造的文化恰恰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创造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对中国过去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所有的典型都是工农兵大众。雷锋、欧阳海、小二黑、李双双、王杰等等，全部都是工人、农民的鲜活形象，反映的是中国人当家做主人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宣传的红色文化就是源自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化。当年的电影《红日》、《红岩》、《红旗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映的都是工农兵大众自己的奋斗历史，都是红色文化的起源。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文化建党，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
正如刘云山指出，明确"为了谁"、搞清"依靠谁"，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党员干部来说非常重要。张希贤指出，我们的干部要提高自身文化创造力，让自己的执政作品更富有文化内涵。比如说城市建设，一个干部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就会把一个城市建设成为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你建设的城市有没有文化含量，老百姓能够从城市建设中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我们必须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这样老百姓才会更加满意，执政才会更有成效。
同时，还要注重从老百姓当中发掘更多的文化人才。凤凰传奇、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些人都是大众出身，他们的文化创作很多人就很喜欢。这种文化确实给我们国家的文化带来了一种生机和力量。而且，相对于剧院、殿堂里面的表演，大众文化的创作成本很低，却又是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清新力量，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方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因为他的感情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因此，除了我们的专职文化工作者以外，还应当把触角伸得更广一点，培养出一种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文化演出队伍，乃至文化发展队伍。
此外，张希贤认为，当前，我们需要发挥好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今天，我国有六千万大学生毕业生，我们应当在指导大学生就业上调整政策的导向，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使一部分人分流出来，投向文化的创作。我们13亿人当中有很多好的创造，很多无价瑰宝，就需要我们的六千万大学生当中有那么几百万人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群众，专门培养出一支文化教育、创作和演出队伍。当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投身到自己的爱好当中，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新觉醒。这群文化战线上的文化自由人队伍，怎么去扶持、引导，都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张希贤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刘云山同志的这几篇讲话当中，包涵着一个文化建党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创造伟大的文化，关键在能不能把文化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当中。因此，我们新时期党建有一个转型，就是要实现文化建党，把党建设成为富有很高文化含量的政党。当前，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文化强国，首先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文化政党。要让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都讲文化，使整个党富有文化含量。
新时期要提高党组织的文化含量，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就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化建党，培育我们的党建文化。文化建党就是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我们党，在我们党建当中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党建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注重文化建党和党建文化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党能否跟上时代潮流，领导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结语
——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
张希贤说，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很多地方干部对文化方面的重视力度不够，多为对西方文化的临摹，一种与中国文化不协调的临摹，最后搞得不伦不类。在新的30年里，我们应当把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精华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我们21世纪中国领导干部的文化作品来。我们的干部要学贯中西，认真向西方学习，学习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做出中西合璧的执政作品，不仅要有属于中国的味道，而且是几方面文化的有机结合。美国曼哈顿群岛上的自由女神，原本的模型是巴黎圣母院旁边的塞纳河桥上的一个普通城雕，美国人把它成功地移植到了曼哈顿群岛上，把它建得特别恢弘，富有美国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成为了20世纪美国文化的象征。这说明文化的借鉴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单纯的搬过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再创造，要对人类共同文明进行借鉴、传承与吸收，要学贯中西，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精华，一方面加强我们的文化底蕴，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这样才能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文化"走出去"的时候，面临一个人家接不接的问题。张希贤举例说，京剧是我们国粹，但恰恰是梁祝小提琴作品是被世界所接受的中国经典作品。为什么梁祝就能为世界所接受，而京剧就不能？因为世界上很多人懂小提琴。所以，文化的影响传播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形式，哪个文化形式好，我们就得用哪个。文化作品富有内涵后，再通过共同的文化形式，就很容易在世界上传播，并能影响世界。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需要有一个能让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文化形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在世界通用的，让全世界接受我们文化的文化形式，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全世界才能学习和接受。
